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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宗亲传人详解北川“死字旗”!

      宗亲传人详解北川“死字旗”!

      宗亲传人详解北川“死字旗”!

      川军抗战的符号 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宗亲传人详解北川“死字旗”- 王烈勋

      大家在川军抗战的电视剧及其它文艺作品中,都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儿子参加抗战,在出征时,父亲赠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儿子背负着这面“死”字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死”字旗在战火硝烟中漫卷飘扬。

      这个“死”字旗的故事并不是虚构和夸张出来的,它是当年发生在四川边远山区——北川县曲山场(当年属安县管辖)的真实事件。“死”字旗的主人公,就是我的爷爷王者成和我的大伯父王建堂父子。

      王者成(1887—1957),四川绵竹人。上世纪初举家搬到四川安县曲山场(现属北川县),以经营小商业为生,其为人正直,见不惯恶势力,是川西北著名四大玩友(川剧坐唱)之一,常演文天祥、伍子胥、精忠报国等传统剧目,被人敬为“清客”,人们尊称“者大爷”。

      王建堂(1912—1992),字家林,四川省北川县曲山场(当年属安县管辖)人。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多次担任敢死队长,(注:由于王建堂带领了一百多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从军,所以他从参军之日起便是见习排长)因背负父亲所赐“死”字旗英勇抗日而名震天下。

      投笔从绒,请缨杀敌

      王建堂七岁读私塾,十五岁时由于家庭经济不支,便随在内江经商的舅父到内江中学插班就学。初中尚未毕业,舅父商号倒闭,又到中坝(现江油)“省立第二中学高三班插班读书”。次年(一九三一年),当时军阀割据,在彰明县(今属江油)创办了“江彰文学院”,王建堂又考入该校就学,一九三三年该校停办。王建堂缀学后,以小学老师、民众教育馆等职业谋生。后娶妻成家,生有一女。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各族人民的救国热情空前高涨,这滚滚抗日洪流也波及到偏远闭塞的川西北山区。时驻安县曲山场(现属北川县)的王建堂,血气方刚,常与一帮青年在一起谈读论文,抨击时政。面对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破碎河山,热血青年们义愤填膺,“位卑未敢忘忧国”。于是以王建堂为首,相互邀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在一起商量,决心从军报国。几经串连发动和广泛宣传,竟有一百七十多人参加,成员主要有青年学生、社会青年、小商小贩和农村小伙子。经过筹备,大家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并把这支抗日队伍取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并呈请安县政府,申请出征抗日。当时安县县长成云章很快批准了王建堂等人的请缨恳求,并把“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安置在“大安游艺场”(今安昌公园)内,同时以县政府名义与上级联系办理有关事项。

      父亲赐儿“死字旗”

      是年(1937)初冬,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召开欢送出征大会,欢送王建堂及“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欢送会盛况空前。就在欢送会快结束队伍即将出发之际,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一个包裹,请县政府转交王建堂,县长成云章在台上将包裹打开一看,当时便令所有参会人员大吃一惊,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台上台下顿时哭声一片。

      原来王者成的包裹里是一块大大的粗土白布做成的旗帜,旗帜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古朴凝重,力似千钧,十分醒目。旗的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旗的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那感人的场面异常悲壮凄凉,人们咬紧牙关,将紧握的双拳高举过肩,用脚狠狠跺着大地,已无法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激奋之情。初冬的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淋在人们的头上,与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已分不清多少是泪,多少是雨,但却能从所有人的目光之中似乎听到发出最后的吼声。人们夹道相拥,久久地翘首目送着“青年请缨杀敌队”,在那面漫卷寒风的“死”字旗下渐渐地消失在崎岖曲折的出征小路上。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王建堂率领“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步行到了成都,在四川军管区报到,军管区派参谋长赵斌竭尽抚慰事宜,还赠送请缨杀敌队一面上书有“民族之光”的大旗以志褒扬。后再步行至重庆,经三个月训练后编入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金匾褒奖

      王者成为儿子送“死”字旗的消息顿时成了特大新闻,不胫而走,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当时的成都《新新新闻》以“模范父亲”为标题,内容除刊登“死”字旗上的原文外,并叙述了“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之事,此事在朝野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形成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抗日热潮。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过,四川军管区专门派员,会同安县政府,并组织曲山场机关法团、学校及乡民,敲锣打鼓、热烈隆重地把一面木匾送到王家。此匾正面用生漆漆得油光透亮,匾上镌刻着金光灿灿的文字,匾的正中是“父义子忠”四个大字,上款是“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军管区司令部赠”。在简短的迎匾仪式后,将匾悬挂在王家大门口,真是光宗耀祖。据现健在的当年目击者老街坊张顺选说:“当时送匾的盛况比过春节还热闹!”,王氏父子深明大义,精忠报国的壮举被人们交口称赞,传为佳话。

      鏖战沙场

      王建堂背负着“死”字旗转战在抗日沙场上,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七年中一直处在火线上,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奖(其中二次被最高长官部授予甲级勋章),实现了“伤时拭血”的誓言。

      带缺的银元

      王建堂在当连副(相当于副连长)时,分管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完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看似这枚银元无用,又不舍得丢弃,于是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玩弄消遣。

      这天战斗又打响了,王建堂及所在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战友们不断地成个成片中弹倒下,活着的已杀红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冲。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侧先是一震,接着一阵巨痛,他立即下意识地反应是自己肯定中弹了,但他憋着还未倒下的一口气,继续向前冲去……

      战斗结束后,他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没有当初那样剧痛了。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右手伸进口袋一摸,棉衣及内衣全被打穿,一块硬邦邦的东西深陷在肉里,周围有些粘糊,且有些疼痛。急忙找来卫生员,解开衣服一看,一枚银元已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

      若不是那枚带缺的银元挡住了子弹的冲击力,王建堂不是死便是重伤。

      马鞍山遇险

      1938年盛夏,二十九集团军要在马鞍山占领阵地,掩护其它各部向西转进。

      王建堂带领全排率先向马鞍山脊出发,烈日当头,酷暑难当。王建堂脱掉上衣,祼露上身,将手枪单跨在右肩,左手挽着衣服,哼着川剧走在部队最前面。

      说也巧,他前脚一步刚蹬上山脊,突然眼前山脊的另一边冒出三个头戴钢盔的日军来,日军大喊一声“呀—噗嗤!”三只上着刺刀的枪向王建堂同时刺来。王建堂此时根本反应不及,下意识地喊了声:“哎呀,遭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在他身后一步紧跟着的是一名轻机枪手,此人姓范,山东大个,会武术。范大汉虽然双手端着机枪,但枪口前面是自己的排长,不敢射击。于是他急中生智,在刺刀捅向排长的同时,右脚一个“扫堂腿”朝王建堂下盘扫去,王建堂立即顺着右边山坡倒下,他往右边一倒,左边两个日军的刺刀便刺空了,右边一个日军的刺刀偏离心脏,刺进了王建堂的左肋。再者,他往右边这一倒,使三个日军完全暴露在范大汉的枪口下,日军在收回刺刀的同时,范大汉的机枪扫射了,三个日军应声倒毙。

      王建堂身负重伤,被紧急包扎后送往战地医院抢救幸存。其部队在马鞍山脊展开构筑工事。但奇怪的是,除了先前被消灭的三个日军外,未见到其他日军的影子。

      事后部队总结分析得之,原先的三个日军是敌人的尖兵,尖兵距本部队间尚有一段距离。三个敌尖兵与王建堂分别从山脊的两边几乎同步登上山脊,而敌尖兵也是事发突然,且几乎与王建堂是零距离相遇,来不及做出射击的战术动作,因此就势端起带刺的步枪刺向王建堂。而后面的日军部队,听见山脊上的一阵机枪声,则知道必经之路已被对方封锁,取胜无望而撤回去了。

      常桃会战建功授勋

      1943年10月上旬,“常(德)桃(源)会战”开始。

      洞庭湖周围,河流湖汊众多,日军不断以小汽艇组成分队,变换着时间地点,沿湖河来犯袭扰。我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则在敌小汽艇经常出没的地方,选定多处要点设伏,数日后的深夜,敌人果然乘多艘小汽艇从王建堂所部设防的河流登陆。开阔的滩涂毫无隐蔽之处,完全暴露在我军的火力射程之内。顿时,喊声、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日军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直到最后完全停止。随着曙光升起,只见滩涂上到处横七竖八地摆着一大片日军尸体。此次战斗,王建堂率领所部除消灭数十日军外,另缴获日军小汽艇三艘(艇上有敌尸十一具),其中指挥艇上有敌作战计划和地图,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此,战区长官部授予王建堂甲级勋章一枚。

      夜袭茶陵

      四十四军曾先后多次进攻日军占领的茶陵县城,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其中一次,师部任命王建堂为敢死队长夜袭茶陵县城。王建堂率领数十人组成的敢死队,从茶陵东南门之间攀城而上,向日军守敌突然袭击。日军措手不及,被打得四处逃窜,死伤大部,剩余的一边负隅顽抗,一边向上求援。尔后日军援军反攻夺城,于是团部再增派一连人归王建堂指挥。双方激战一昼夜,我方撤出茶陵县城。此次战斗,敌军伤亡过百人,而我军仅负伤二人。

      由于在此次战斗中,王建堂机智勇猛,指挥有方,最高长官部再次授予他甲级勋章一枚。后来他在晚辈面前讲起此事时倍感荣光,并自豪地说:“当年,我当排长时曾指挥过十二个班,比连长还关火!”。

      起义还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王建堂随部在成都起义,一九五O年三月,一心想与家人团聚的王建堂解甲还乡,可是他的家已是妻离子散。(就在王建堂与日寇浴血奋战之时,“风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人长期得不到他的音信,不知其生死,苦苦等待丈夫的妻子在公婆的一再劝说下,带着年幼的女儿回了娘家,从此杳无音讯)。

      一九九二年六月,王建堂在孤寂凄苦中病逝,终年八十岁。

      即兴作小诗一首:

      芦沟桥头狼烟急,

      壮士请缨辞故里。

      父亲赐儿死字旗,

      舍孝尽忠为义举。

      拭血裹尸驱日寇,

      感天动地鬼神泣。

      高歌一曲唱先辈,

      誓做中华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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