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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昌(永昌)—明代巡抚眼中的龙脉宝地

      安昌(永昌)—明代巡抚眼中的龙脉宝地

      安县县城最早设在今永安镇向阳村,后来搬迁到了安昌。过去的《安县志》说:“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降安州为安县,并迁治今安昌镇。”按照这种说法,明朝政府将安州将为安县时,就把县城迁走,这好像没有什么道理。清代的《四川县州志》《绵州志》和《安县志》中,都收录有四川巡抚张时彻撰写的《安县迁城碑记》,记述了安县搬迁县城的决策过程,倒是很可信的。

      《安县迁城碑记》中说(原文意译):“丁未年正月,因白草羌反叛,我亲履戎行,率军平定动乱,途中在安县驻扎。”丁未年,指1547年。这年正月,张时彻与松潘总兵何卿一道,指挥官军在北川小坝走马岭大败白草羌,张时彻率军回营在安县临时驻扎,写下了这篇迁城碑记。对当时安县县城的印象,碑记作了如下描述(原文意译):

      “我刚到安县的时候,老远望见两山相对的路口上,是连绵不断的山峦,烟雾蔼蔼,好像见到县城了。我心想,这不是个聚恶藏恶的地方吗!等到走近一看,眼前陡峭的山崖壁立千仞,直冲云霄,而县城像是被压在山下。其左有河水向东奔泻,没有支流汇入。这里虽然面积不小,却是个低洼地方,无法容纳很多人在此聚居。”征伐白草羌是一次跨年军事行动,官军于1546年冬天集结,年底开始发起进攻。所以张时彻第一次看到安县县城,应该是1546年。上面这段话虽然没有说到具体地名,但根据文中关于“虎山矗矗干云霄者以千仞,而城压其下”等地理状况的描述,可以断定当时的安县县城是在永安,而不是安昌,只不过古安县县城与现在永安的位置略有不同,其规模也远不及现在的永安。张时彻所描述的,是他1546年率军从今安昌向擂鼓方向行进时所看到的位于今永安的安县县城。

      今永安镇向阳村,就是古安县县城所在地。1546年,四川巡抚张时彻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县城:“虎山矗矗干云霄者以千仞,而城压其下。”

      流经永安镇向阳村的苏宝河。古安县县城位于河的右岸。张时彻说:安县县城“其左则江水所泄,泼泼而东,无汇流也。”所谓左岸的“江水”,就是指的苏宝河。

      1547年,张时彻平定白草后率军回营再驻安县时,才正式论证搬迁县城之事。经与各界人士商议,一致认为县城应该换个地方。这时有个随同张时彻一道平定白草的“兵备佥事”陈乙建议说:“县城东面有个空旷的地方,那里只有山猪盘踞,可以考虑把县城迁到那里,不知道行不行。”于是张时彻来到陈乙所说的地方一看(原文意译):

      “这里左右有大山护卫,前后有自然屏障,四周山峰像一条条巨蛇连绵蜿蜒。西北有溪水缓慢流过,又折而向南,然后顺着山势转而向东;又有一溪水从北绕流,水声淙淙,出了峡口,才急速地向东而去。然而东面的山,却又迫使河水改向南流,道路和溪水,从如窦的峡口通过,消失在远方。这里可真称得上是风水大师所说的‘藏风聚气之所’了!”

      虽然严格说来,安昌并不是在永安的东面,但碑记中所描述的,肯定是安昌了。经过实地查看,张时彻觉得陈乙说的这个地方很理想,是个风水大师所说的“藏风聚气之所”,大家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于是,张时彻就决定把县城从永安迁到安昌,由知县李鼎负责建设新城。

      苏宝河与茶坪河在安昌相汇后成为安昌河,流向北川新县城方向后从视线中消失。巡抚张时彻作了如是描述:河水“淙淙出山峡,始沛然而东。然其东也,山又直拥而南,而路与溪,仅如窦焉,望之不见,盖堪輿家所谓藏风聚气之所也”。

      搬迁县城的原因

      为什么要搬迁县城,《安县迁城碑记》首先用对话的形式反映了知县李鼎和当地“父老”的想要迁城的意见。

      巡抚张时彻问:“这个县城怎么像个老百姓居住的大院子一样?”知县李鼎回答说:“因为地势险要狭窄,人多了容纳不下。”张问:“有没有家道殷实、在乡里很显赫的人家?”李答:“没有。”张问:“有没有财力雄厚生活优渥,虽是普通人的身份却享受王公待遇的人?”李答:“没有。”张问:“有没有膝下儿孙满堂的百岁耆老?”李答:“没有。”张感叹:“哦,原来县城是如此简陋!”

      这段对话看起来是张问李答,实际上说的是张时彻和李鼎二人对当时县城(永安)的印象:地盘小,居民少,民贫,不宜居。接下来李鼎首先检讨了自己作为地方官的责任,并借机反映了当地百姓的愿望:

      “是啊,不仅是老百姓,就是在这里为官也难得有个好结果。但这都是官员的过错呀,谁敢怪罪这块地盘呢?县城如此,我等官员只有自认倒霉,但有乡里父老到衙门请求说:‘安县虽然很小,我等小民也盼望有平安生存下去的机会呀!县城像现在这个样子,希望父母官能够可怜我们!’”李鼎进而明确向巡抚提出了重建县城的愿望和决心:“面对这种现状,只要上峰有指令,我这个知县敢不全力以赴重新构建县城?”

      接着,《安县迁城碑记》又记述了“诸生”即读书人的意见。碑记中说:不久,又有读书人来反映:

      “当初学宫靠近市场,随时有鸡鸭乱窜,每天有猪狗出入,诸生一旦出门就会和市井的男女接触。后来学宫迁到城西,靠山麓而建。这里北风凌冽,积水横流,房屋又四壁不全,时有盗贼穿墙而入,诸生都不敢居住。听说有父老提议重修县城,所以我们也来反映同样的请求。”

      李鼎听了诸生的意见,趁机补充说:

      “诸生和父老很早就有重建县城的愿望了,可是近年兵事饥荒频繁,政府财力吃紧,所以未敢向上反映。而安县地处边远地方,上级官员都很少莅临,何况是巡抚大人您呢!这次因为氐羌反叛,您有机会来到这里,的确是给安县父老与诸生带来了希望啊!恳请明公可怜我们!”

      永安自公元347年建立晋兴县,到明代已历一千多年,其间虽然县名多次更改,但作为县城的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南宋末年起,又成为石泉军治地,继而于元代成为安州州府驻地,时间长达一百多年。明代初年将安州降为安县,到1547年又过了一百多年,县城也一直在永安。为什么人们此时才突然提出县城必须搬迁?其实碑记中无论是知县李鼎,还是“父老”,都是希望完善县城的设施,加固城防工事。至于“诸生”所说,学宫最早在市场附近,常有家禽家畜出没,出门又得与赶场的普通人接触,这主要觉得有失读书人的身份;后来学宫迁到山边,则主要是安全问题,只要有经费就可以解决,不必非要搬迁县城。也就是说,当地各界人士的意见,都不是必须搬迁县城的理由,要将县城搬走,主要是巡抚张时的主张。碑记中说,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张时彻作了如下回应:

      “你这县令和父老、诸生所说的话,可谓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安县地界,前后左右都有氐羌错杂居住,可谓是虎狼啸聚的山林、毒蛇盘踞的巢穴,而用来捍卫县城的简陋防御设施,也已崩塌损坏。举例说,乙己(1545年)出现动乱时,氐羌攻破了石泉,他们如果以偏师出击曲山关,继而长驱而下,凭借安县的城防能够抵御吗?住在县城里的百姓只有任其宰割了。如果不能保证城内安全,县城周围就更无法安枕了。这才是最需要考虑的。”张时彻这段话首先分析了县城一带的安全隐患,这个隐患来自于永安周围错落居住的氐羌。所谓氐羌,是古代对羌族的称谓。明代,不仅北川地区,安县也是羌族聚居地。《安县志》中就有安县属“古羌地”的记载。古《石泉县志》在说到羌族分布的时候,说他们“散居于松潘、威(汶川)、叠(茂县叠溪)、龙安(古安县)、二泉(神泉和石泉,分别在今安州区塔水和北川禹里)之间”,就把原安县境域也包括在内。张时彻的《安县迁城碑记》中“安界则氐羌左右前后犬牙错入”的说法,为《石泉县志》《安县志》关于古安县是氐羌聚居地的记载提供了佐证。虽然明代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安县所辖氐羌滋事的记载,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明代官员不可能认识到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很大程度是官方处置失当造成的,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氐羌,均属异类,都是需要提防的。而明代官军在擂鼓坪和永安之间,建有辕门坝堡、后庄堡等城堡,就是用来防御旧安县一带的羌人的。再考虑到从明代前期起,北川羌族与官方的对抗长达百年,张时彻此时又刚刚参与平定一次重大动乱,他将四周有氐羌聚居的安县县城一带视为“虎狼之林、虺蛇之窟”,就可以理解了。当张时彻率军向永安进发时,出了安昌北门,“遥望两山之口,峰峦驰聚,烟雾霭霭”,他马上想到的是,这可能是个聚恶藏恶的地方,这个感觉便反映了张时彻对永安一带本土氐羌的担心。

      更让张时彻不安的,是北川地区羌族的威胁。在明代前期百年之中,白草羌不时外出活动,“烽火及于安绵”,而此时张时彻又刚刚按照嘉靖皇帝的要求“亲履戎行”,到北川地区平定动乱,见识了白草羌的强悍。碑记在述说了对本土羌族的担忧后,接着分析了外部威胁,说石泉方向的白草羌更可能长驱而下发动攻击,县城的防御工事又已经崩塌损坏,根本无法抵御外部攻击。无论担心本土氐羌,还是为了防范白草羌,张时彻主张搬迁安县县城,都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其他如知县李鼎、本地父老和诸生所说的理由都很牵强。

      从白马堰遥望安昌,苏宝河两岸大山对峙,形成一道隘口。在冷兵器时代,对安昌的军事防御极为有利。

      结 语

      1547年,是北川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四川巡抚张时彻和松潘总兵何卿受嘉靖皇帝之命,率领三万多官军在今北川小坝走马岭与白草羌展开生死决战,摧毁了踞险称雄的羌寨地方势力,使白草羌完全失去了与官军对抗的能力。战事结束后,总兵何卿继续强化对白草羌的军事威慑,除了对今北川境内已有的军事城堡进行调整,还新建了永平堡(在开坪乡永安村)、伏土堡(在开坪乡伏地堡)、万安堡(在开坪乡与白坭乡交界处)、大方关(在白坭乡鲜艳村)、伏羌堡(在都贯乡皇帝庙村)等军事城堡,牢牢控制了白草羌外出的通道,迫使其遵守封建统治秩序,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何卿所构筑的军事城堡成为北川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中永平堡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伏羌堡则属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完善了北川一带的防御系统后,何卿还赶走了雄踞今安州桑枣罗浮山“羌王城”的茂州土官节贵、节孝父子。此二人于明正德年间率众占据安昌至绵竹一带的部分官军城堡,滋扰地方。这一年,四川巡抚张时彻在率军回营途中,再次临时驻扎安县。考虑到位于今永安的县城四周“氐羌错入”,同时又受到北川关内白草羌的威胁,经与知县、“诸生”和“父老”商议,决定将其搬迁到更利于军事防御的安昌,使今北川境内多了一座县城。

      自1547年成为县城后,经过数百年开拓,安昌由当初“山豚之所蟠”的荒芜地方发展成为四川盆地边沿的繁荣小镇。2019年,安昌镇与永昌镇合并,成为北川新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时彻撰写的《安县迁城碑记》,最后落款未写出搬迁时间,年月日留出空白,是想等到完成搬迁后再补填,但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安县最终并未将其刻建成碑,《绵州志》收录的碑记中年月日仍是空白,《安县志》则干脆将最后的空白删除。可以肯定的是,根据碑记的记载,1547年才确定搬迁,那么实际搬迁安县县城的时间不会早于1547年。

      安昌场镇一角   


      北川县政协文史委

      责任编辑:赵兴武       

      四川·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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